2021年4月5日，香港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在香港主辦首次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」。開幕禮儀式上，作為國安委事務顧問的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，向香港中小學教師贈送一批《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讀本》。書本由身兼國安委主席的特首林鄭月娥代為接收。這被稱為「別具意義的贈書儀式」。在活動宣傳網頁上，開宗明義寫道「在《國安法》的保護下，生活必定更勝從前」，以及「維護國家安全，人人有責」。

當天的大新聞卻不是此次開幕。有小學生在國安教育日參觀警察學校，在模擬的港鐵車廂手持仿製機槍與同學嬉戲。其中一張學童用仿製槍指向同學頭部的照片，登上當天香港及海外媒體頭版，因這場面彷彿重演2019年8.31太子站襲擊事件。一時間，人心震盪，社會再添對香港教育前途的擔憂。

有觀點認為，中央政府對香港教育大刀闊斧的改革，恐怕要以「單向信息輸出」代替「獨立思辨」。香港政府新聞網早前發表文章，表示要多重進路，支援學校開展國安教育。國安教育尚未全面展開，社會已在一連串震撼教育下，體驗國家機器威力。本以自由著稱的城市，將逐步體驗個人與國家的距離可以有多近。

於香港一公立中學任教的子健，一年多來如芒在背。他教的通識科，自反送中運動爆發成為眾矢之的。親中派、建制派甚至中國官媒及喉舌，將社運爆發歸咎於通識科，認為現行教育令香港學生變得激進。

這讓子健非常無奈。課程改革倉促，諮詢期僅幾個月。開學在即，他手上只有課程大綱，無具體內容；哀嘆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」，又怕不小心觸碰無所不在的「政治紅線」。教育局指，正與考評局編訂「課程及評估指引」，又承諾提供教材；今年9月，教師會先教「『一國兩制』下的香港」課題，現有資源豐富，有信心教師能安排處理。但這不能釋疑。根據教協早前調查，前線教師對修訂存在不少質疑，逾八成認為局方諮詢無法反映前線教師意見，亦有逾八成教師表示無充分時間準備落實新課程，八成通識教師反對大幅刪改課程內容及課時。

相比原有的通識科，「公民及社會發展科」的課程內容、課時都大幅縮水。新課程以「一國兩制」的香港、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、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，三個主題為核心內容。約150個課時中，學生要學習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，包括「總體國家安全觀」、《港區國安法》與促進香港長遠發展，與平衡法治和人權的關係。課程亦涵蓋國家的象徵（國旗、國徽、國歌）和《基本法》附件三的相關規定，及香港在國家支持下，與內地互補互助的關係。課程更會提供內地學習機會。課程雖仍屬必修必考，但不再設原有通識課的考核方式「校本評核」，即鼓勵思辨的獨立專題探究（IES）；評核等級亦由七級簡化為「達標」與「不達標」。

子健上課本常援用課外資訊，將時事帶入課堂，讓學生們從正反兩方展開討論。這是培訓思辨能力的方式，如今IES被取消，只要求合格，他擔憂學生再不能在課堂學會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。他和同事私下把新課程簡稱為「CSD」，是「公社科」（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）的縮寫，更是分管羈押疑犯和囚犯的紀律部隊「懲教署」（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）的縮寫。 「當學校成為思想的監獄，我的學生就是囚犯。」

「從未想過critical thinking會是一種罪。」子健大學畢業，拿到通識教育雙學位。修讀該專業，純因教師是份穩定工作，未料學科蒙受巨變。入行近八年，目睹香港從「反國教」運動走到「雨傘革命」，轟轟烈烈「反送中運動」，他認為心態已大不相同：「總想為學生留下些什麼。」

然而如今社會氣氛，恐不是大展拳腳的時刻。 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」，子健學校響應教育局號召，舉辦升旗儀式。子健被要求上交詳細授課計劃，供校方審閱。他意識到，他和學生一樣，成了「CSD」囚徒。

Amy任教於私立教會學校。她曾自認生活平靜，沒什麼變化。 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」當天，校長只在校園貼幾張海報，就算完成任務。她認為自己教的歷史科不是風暴中心，不會惹麻煩。她私下甚至覺得課程改革是好事。

通識科2009年創立前已飽受爭議。有人認為通識科（Liberal Studies）內容包羅萬象、難以評分；有人預言通識科最後一定「通通唔識」，「學無專長，深度不足」。有家長2005年質疑時任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，表示通識教育科只會要求學生死記硬背。如今，「公社科」的學術要求大大降低，學生不需大量做題，減輕不少負擔。

但學校氛圍顯然變了。下學期還未結束，已有近40名學生退學，比往年高約三分之一。教協最新調查發現，約40間資助中小學稱，本學年有多於20人退學，主因移民或海外升學，有4間學校更流失逾50名學生。作為教師，Amy承認情況相當罕見；作為四歲孩子的母親，她又不解，分不清這是恆常的學生流失，還是生成中的退學暗湧。

Amy和丈夫盧江對香港目前的教育有截然不同的見解。盧江在內地出生，中學後來港。他對中國現行的「愛國主義教育」一直反對，對香港的教育改革充滿警惕。

「愛國主義教育」發軔於1994年。改革開放以來，伴隨經濟改革勢頭，政治改革在民間獲得一定支持，「全盤西化論」甚囂塵上。 89年六四事件後，為抵擋西方思潮影響，杜絕學潮甚至「和平演變」和「顏色革命」，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提出以「愛國主義教育」為主題宣傳活動，並著力製度化。以往大力宣傳的「共產主義」和「階級鬥爭」開始被國家民族主義代替。江澤民在六四後一年，為紀念「五四運動」發表演說，指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「在本質上是同一的」，奠定「愛國主義」的基調。

照1994年頒布的《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》，愛國主義教育以青少年為重點，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，主要內容涵蓋中華民族悠久歷史、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、黨的基本路線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就、中國國情、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、國防安全和國家安全、民族團結、「和平統一、一國兩制」方針等方面。綱要特別提出，要提倡有助於培養對國旗、國歌、國徽崇敬感的必要禮儀。 2019年的《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》在前者基礎上，增加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論述，將「新時代」、「中國夢」、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等習近平思想融入綱要中。

江澤民提倡的這場實行至今的「愛國主義教育」，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政治運動。與中國共產黨建政以來發起的「三反」、「五反」甚至「文化大革命」一樣，每場社會運動的背後，國家強制是基礎，主義（例如愛國教育）是表現，政治控制是目的。

為了社會運動中改造身份認同，當權者需反复地建立和舉行某種政治儀式。 「愛國主義教育」運動中，這種政治儀式與洗腦教育緊緊結合。洗腦，指透過外部壓力，有意圖或強制性向被操縱者灌輸思想，來符合操縱者意願的一連串手法與過程。

總結多年來「愛國主義教育」運動的內容，可包括：

1. 從小開始（越早越好）；
2. 單線灌輸（由上至下、專門編纂、統一敘述的教材）；
3. 建立權威（愛國情操的至高無上、黨的領導地位、「有國先有家」）；
4. 樹立外敵（外部勢力賊心不死，企圖顛覆國家）；
5. 否定質疑（個人對國家的絕對服從，國家對真理的極度壟斷）；
6. 資訊管制（中宣部、廣電局、網絡防火牆）。

這些原則相互作用下，「愛國主義教育」才進一步社會化、制度化。一旦這種洗腦教育以政治儀式的方式徹底確立和實施，整個社會彷彿變為了密室。

「總結起來就是一句，我們是『紅旗下的蛋』。」盧江引用搖滾歌手崔健的歌名，形容愛國主義教育的「無孔不入」。社會每個毛細血管都被動員起來。除學校與家庭，新聞出版業、電影文娛、歷史古蹟、博物館、文化館都要響應號召。從中央到地方，每個政府、部委、團體都要參與其中。學校更被視為貫徹方針的重要陣線。為創造愛國主義教育的氣氛，課程內容從校內衍生到課外。

盧江從小學開始繪製黑板報，參加愛國征文、歌唱比賽，宣傳愛國英雄事蹟，參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。這些教育形式至今保留發展。自1997年7月至2019年9月，中宣部一共公佈四批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，數目達473個，包括北京天安門、故宮博物館等地。 2021年3月，香港沙頭角也有一塊空地皮掛上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」招牌，未知具體發展。

「愛國主義教育改變的不僅是你的知識，而是態度。」在年少浸淫下，盧江對愛國主義形成條件反射般的行為模式。 「老師教導我們，但凡聽到國歌就要行少先隊禮。因此我在整個小學階段，不論在家裡還是街上，只要聽到國歌，就會停下手上的一切，對著歌聲的方向端正地敬禮。我身邊的同學也都是這樣做的。」愛國被視為做人最重要的品質，國家被稱為「祖國母親」。熱愛一個國家，就要對它絕對忠誠，提防敵對勢力對它的破壞和顛覆。

盧江強調：「這是一種奇怪的受害者心態，也是黨國不分的體現。」

和盧江一樣，中國80後、90後及現在00後和10後，被愛國教育灌輸的敘述基本如一。中華民族被描述成統一、優秀、擁有燦爛傳統文化的民族，但一直受西方列強侵略和壓迫。正是在中國共產黨、也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，中華民族和國家才能走向獨立、富強，甚至復興和崛起。民族、國家、黨派的概念模糊了，愛國和擁護黨的領導被等同。這種集體意志（Collective Will）培育帶來思想壟斷和個人身份重塑，極端集體主義下，個人只允許成為國家機器的螺絲釘；機器運行時，也強化著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。

如今中國正掀起一場愛國主義運動高潮。有意見認為，包括胡錦濤在內的前任領導人都對民族主義情緒有一定警惕，擔心煽動民眾會破壞經濟開放和政局穩定，因此往往願意為「西方思想」留出爭議空間，「愛國主義」成為蹺蹺板似的政治工具；從「反日運動」等民間自發愛國行動爆發再被熄滅的運動軌跡中，可窺探官方對「愛國主義」的微妙心理。而與往屆領導人不同，習近平治下的愛國主義教育更高調和普遍。

連身在香港的盧江都感到不同。他朋友圈裡，內地表侄的幼兒園在辦「童心向黨，快樂成長」活動，小朋友要身穿八路軍服或其他民族服飾，獻唱《童心向黨》一曲，祝賀建黨一百週年。盧江表姐說，這套八路軍軍裝是淘寶「爆款」，供不應求，廠家幾乎賣到斷貨。事實上，不隻幼兒園，中小學、大專院校都要求組織文藝匯演或主題活動，慶祝黨百歲生日。 2019年11月發行的《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》中，愛國主義要求「堅持從娃娃抓起，著眼固本培元、凝心鑄魂」。新華網在2019年對100所高校、近2000大學生的問卷結果顯示， 94.31%的受訪大學生「熱愛祖國，具有較為強烈的愛國主義意識」，99.28%的受訪大學生表示，他們因國家進步、國際地位提升感到自豪。

青少年對網絡遊戲、動漫、短片的興趣也被利用起來，要「讓愛國主義充盈網絡空間」。 「中國共青團」等「愛國」賬號進駐年輕人聚集平台，包括微博、Bilibili和抖音。 「愛國」賬號周圍往往聚集一群愛國「網軍」。在一些「辱華」議題上，「網軍」在「愛國大V」帶領下展開輿論攻勢，類似「帝吧出征」、「飯圈女孩出征」的事件屢見不鮮。很難說這些都是官方派的「五毛」，的確有不少的中國年輕人自願參與。香港反送中運動中，就有不少年輕「自乾五」在Facebook、Instagram、Twitter等外網，為祖國搖旗吶喊，大罵香港年輕人是「廢青」和「蟑螂」。

2021年，中國修改《未成年人保護法》，刪掉學校要培養學生「獨立思考」的內容。盧江擔心，中央政府會從香港抗爭中意識到，香港推行意識形態教育，也必須從娃娃抓起。一旦真理以國家之名被壟斷，任何質疑都是不合時宜的，「共和國不需要會思考的『蛋』」。

盧江的憂慮很快成真。香港教育局改革通識科後，就國家安全教育公佈了指引及課程安排。據《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》文件，這至少包括15個學習領域/科目（中文、中史、歷史、地理、生活與社會、科學、科技、常識、音樂、德育、公民及國民教育、通識教育、經濟、企業、會計與財務概論），涵蓋《國家安全教育》共8個範疇，從初小、高小，到初中、高中，四個階段均有不同的課程要求和目的。在「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」範疇中，由初小程度，學生需知道《香港國安法》所規範的四項犯罪行為的名稱，「認識保護我們的人」，例如警察、解放軍；至高中則需了解如何構成《香港國安法》規範的四項犯罪行為，及了解其他國家的類似規定。幼兒園則被建議透過故事、角色扮演、圖畫、兒歌、舞蹈等，幫學生認識傳統節日、音樂、藝術，感受國家傳統文化，建立中國人身份，作為國家安全教育的基礎。

此外，香港學生與他們的內地同齡人一樣，要認識國家象徵和代表國家的事物，懂唱國歌和遵守升國旗、奏國歌的禮儀，認識國家版圖和地理特徵，明白國土安全、資源安全的重要；認識鴉片戰爭、抗日戰爭、國家改革開放、《基本法》頒布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等重要歷史事件，塑造國民身份，表現對國家和民族的過去、現在和將來發展的關注 。

對比香港「國家安全教育」和大陸的「愛國主義教育」，不難發現其內涵和原則的相似。校園的教育是重要的部分，但個體浸淫其中的整個社會氛圍輿論和資訊的導向更至關重要。

1. 從小開始（越早越好，幼兒園也被列入學習框架中）；
2. 單線灌輸（從單科（通識）的改革到全面引入國安教育框架）；
3. 建立權威（國家安全事關重大、「有國先有家」）；
4. 樹立外敵（「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」，外部勢力顛覆國家）；
5. 否定質疑（國家安全「沒有爭辯或妥協的空間」）；
6. 資訊管制（公共討論失去討論政治議題的空間）；

從程度比較，「從小開始」、「單線灌輸」、「建立權威」和「樹立外敵」前四點，已藉由《香港國安法》實施和教育制度的改革，基本實現。唯獨「否定質疑」和「資訊管制」，還無法全面操控，完全入侵人際關係，控制個人、家庭和民間社會。在可預期的將來，港人習以為常的資訊自由、引以為傲的公民社會、賴以生存的國際都市地位，又可維繫多久？

《框架》公佈不久，子健上交的授課計劃被校方打了回來。在肅殺政治氣氛下，學校先行「自我審查」，要求子健使用官方敘述、用語，不能加入個人意見，及「未經授權」的引述資料。子健驚覺，不但學生失去獨立思考的自由，教師也失去自主教學的自由。

Amy也開始坐立不安。 《框架》觸及了歷史科的授課，初中歷史要求學生從歷史角度理解「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」的事實，透過鴉片戰爭、戰後英國割佔香港實施殖民管治的歷史，讓學生明白維護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的重要。初中的中史科更要求學生認識，秦始皇統一天下時，香港已成中國版圖一部分。這讓Amy深感困惑，畢竟秦始皇時期和如今中國版圖相差甚遠。只在幾個月前，Amy還勸說丈夫，她認為教育局頒布文件都是「政策要求」，香港教育制度始終與國內不同，教育局對學校的控制並非無限。

香港學校大致分三類。一是公立學校，提供免費小學、中學教育，學校須教授教育局指引編排的課程；一類是直資、私立學校，收取學費，由辦學團體設立，可自訂課程、收費及入學要求；還有國際學校，生源包括外籍及本地家庭學生，學費相對高昂，但教學形式自由。 Amy認為直資和私立學校不像公立和津貼學校受制於教育局，畢竟學費大部分來自家長，校方理應有一定教學自由和行政獨立。目前直資和私立學校約佔所有學校的20%。「更別提還有網絡（資訊）自由和家庭的教育！」當時Amy安慰丈夫。

如今Amy也開始改變教書風格。本喜歡在課堂上講笑話的她，現在會避免與同學說笑。學生也變得謹慎，不願在課堂發表個人看法。她被同行告誡，要謹言慎行，特別要小心被同事甚至學生篤灰（舉報）。教育局最新文件指，局方就「有關社會動亂」議題，共接獲269宗教師專業失德投訴，大致完成調查259宗個案，其中160宗成立。至4月底，局方已取消3名教師的資格，向42名教師發譴責信，向43名教師發出書面警告。文件又指，至4月底，3名教師因參與有關違法行為被定罪，其中一名被取消資格，其餘兩名已遭學校解僱。另有6名被起訴教師涉嚴重罪行，已遭停止教學職務。 

Amy孩子就讀的幼兒園在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」收到宣傳貼紙。這成了壓倒她神經的最後一根稻草，「孩子連『愛國』這兩個字都不認識呢。」Amy計劃轉職，看是否可能去國際學校做文職。她和盧江決定將孩子轉去國際學校，用錢為孩子買有限的自由。

子健不敢想像未來，卻又下不了決心辭職。他最近從中國新聞學到「躺平」一詞，甚是喜歡，奉為「消極抵抗」的圭臬。「我可以照本宣科地教書，我也可以忍受學生在我的課上睡覺。」子健覺得自己教總比交給其他人好，「在安全的時候，我會做出恰當的行為。如果連我都放棄自己的崗位，那國家機器才會真正壟斷香港下一代的語言和思維。」

子健在他屏蔽了大部分同事和朋友的Facebook上，於發帖框寫下前港督葛量洪1948年的發言：「There are those, and to my mind they are the most evil, who wish to use schools as a means of propaganda and poison the minds of their young pupils with their particular political dogma or creed of the most undesirable kind.」

沉思片刻後，他把這行字一個個刪去，只剩空白的手機屏幕，深夜發出熒熒白光。

（按受訪者要求，子健、Amy和盧江皆為化名。）